——孙传庭几万秦兵如何被李自成一口吃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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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六年，公元1643年。这一年，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不到一年。就在八月，大明兵部尚书、督师孙传庭，率领十万秦兵东出潼关，剑指中原。孙传庭，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面旗帜——五年前，正是他在潼关南原把李自成打得只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。在明朝君臣看来，只要孙传庭出马，李自成不过是跳梁小丑。
今天，我们就用这款3D地图沙盘，还原这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战役。
【第一章：战前大局，为什么是郏县？】
我们先来看崇祯十六年八月的中原大地。
李自成的势力范围囊括了河南中南部和湖北北部，以襄阳为核心，占据着南阳、汝宁、德安、承天等大片土地。他自称“新顺王”，设置百官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权体系。这个政权虽然还带着浓厚的军事色彩，但已经不是一个四处流窜的流寇集团了。
明朝在中原还剩下什么？洛阳，一座被李自成打烂过一次的空城。开封，崇祯十五年被黄河水淹没，至今还泡在水里。真正还能打的部队，一支是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，驻扎在湖广北部；另一支就是孙传庭的陕西兵团，驻扎在西安。
再看西北方向。孙传庭在西安养精蓄锐已经一年多了。他日夜操练兵马，打造“火车”——注意，这个“火车”不是蒸汽火车，而是一种装载火器、由骡马牵引的战车。每辆车上架设火炮和火铳，行军时可以运载粮草辎重，作战时可以联车成阵，组成移动的火力堡垒。这种战车部队在当时是明军的王牌兵种。
然而，这张王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——太重，太依赖天气和道路。
这里有一个细节，据《明史·孙传庭传》记载，崇祯皇帝得知李自成在河南湖北一带建国称王，心急如焚，不断催促孙传庭出兵。五月，升孙传庭为兵部尚书，改称督师，兼督河南、四川、山西、湖广、贵州及江南江北军务，赐尚方宝剑。这顶官帽不是奖赏，是催命符。孙传庭拿到任命的那一刻就知道，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为什么孙传庭不想打？
《明季北略》给出了一个让人心酸的答案。孙传庭手下最能打的兵，其实是李自成的老部下——高杰率领的投降农民军。而孙传庭真正信任的陕西嫡系部队，早已在历年征战中损耗殆尽。加上陕西连年大旱，军粮征集困难，新招募的士兵缺乏训练。孙传庭需要时间。 但崇祯不给时间。
此外，支撑孙传庭出关的一个重要依仗是窃据大顺政权“兵政府侍郎”要职的内应丘之陶。丘之陶是明朝大学士丘瑜之子，李自成见他年轻英俊，对他委以重任。他向孙传庭密报：待李自成领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，他将捏造左良玉部进犯襄阳的情报，迫使自成退师，然后乘衅而起，内外夹攻，可以一举打败义军。
正是基于这个内应的承诺，加上崇祯近乎疯狂的催促，孙传庭终于下定决心，赌上全部家当，出关决战。
【第二章：谁在打？——双方的兵力与将领】
我们来列一下双方的阵容。
明军方面：
主帅孙传庭，兵部尚书、督师。监军副使为乔元桂。
麾下五大总兵，来自三个系统：
第一，陕西嫡系——总兵牛成虎，副将卢光祖，这是跟随孙传庭多年的老部下。牛成虎担任先锋。
第二，投降农民军——总兵高杰，绰号“翻山鹞”，原是李自成麾下悍将，后来叛变投明。崇祯故意用李自成最恨的人来打李自成。总兵白广恩，原为农民军首领“混天猴”的部将，崇祯十一年投降官军。白广恩“性情凶猛不驯，一向不听从管教，而高杰比他还要凶暴”。两人都是降将，互相不服。白广恩统领孙传庭最得意的兵种——火车营。这两个人够不够忠诚、靠不靠得住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第三，宁夏、延安边军——总兵王定、官抚民。这两部属于北方边防军系统，原本驻扎在宁夏和延安，调归孙传庭指挥。他们的特点是骑兵较多，擅长野战，但与孙传庭的陕西嫡系之间缺乏协同经验。
三个系统的总兵力约十万。此外，孙传庭还传檄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师，以及檄令驻扎在湖广北部的左良玉率部西进夹击。但这个“夹击”方案有一个致命问题——左良玉根本不听调遣。据《国榷》记载，当时人评价左良玉的部队虽然号称三十万，但“止四万在额受粮，实又未给度支”，所以左良玉根本不愿率主力来会战。偏师方面，总兵马爌、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河南南阳地区，作为侧翼牵制，但兵力太小，起不了决定性作用。
大顺军方面：
主帅李自成，自号“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”，后来又称“新顺王”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此时他已“占领了河南、湖北的十多个府”。
麾下大将：权将军刘宗敏——大顺军第一猛将，攻城拔寨的尖刀。果毅将军谢君友。据《国榷》记载，参与追击的还有袁宗第、白鸠鹤、刘体纯等制将军分领各营，他们在后续的右营偏师出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兵力方面，关于李自成在郏县之战中的投入兵力，史料没有精确的数字，但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断。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记载，在战役之后攻打西安时，李自成派出“右营十万人马”作为偏师。如果一支偏师就有十万之众，那么在决定生死的大会战中，李自成投入的兵力至少应当在二三十万左右。
【第三章：战前部署：李自成的空城计】
从潼关往东，沿着黄河南岸，经过函谷关、陕州、渑池、新安，到达洛阳。这是一条窄长的通道，南面是崤山山脉和熊耳山，北面是黄河天险。从洛阳再往东南，经过汝州，就是郏县、襄城。李自成的大本营在郏县以南的襄城。
如果李自成想阻止孙传庭出关，应该在哪儿设防？正常的想法是：在函谷关一线据险防守，或者在陕州、渑池节节抵抗，消耗明军的锐气和粮草。
但李自成没这么做，他根据河南境内由于天灾人祸造成了赤地千里，大军所过，粮草问题不易解决的状况，决定在战略上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，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地区。至于从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，除留下为数不多的巡逻部队以外，“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”。
李自成把这些城市全部敞开大门。 说白了，李自成不是挡不住孙传庭——他是不想挡。他要请君入瓮，让孙传庭的十万大军拖着几百里长的补给线，一步一步走进预设的战场。
【第四章：一路南下——孙传庭的“顺利推进”】
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一，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出征。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出潼关。选择关帝庙这个场所，自然是为了托庇于“武圣”之灵。
八月上旬，陕西官军进驻洛阳。洛阳此时已是空城——李自成此前攻破洛阳杀死福王后，并未长期驻守。官军轻易拿下。
此时，孙传庭的谋士提出了一个建议：“不要急于冒进，应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，先以洛阳为基地，修复城堞，招徕流民，开屯田，储粮草，这样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，待时机成熟时再进取中原。”
但孙传庭“终畏朝命，不敢逗留，还是领兵向南进发”。他被崇祯的催促吓怕了。
与此同时，李自成“见孙传庭部来势凶猛，便故意示弱，只派出小部队稍加阻击随即南撤”。这意外的胜利使孙传庭由心虚胆怯一变而为头脑膨胀。他“沿途滥杀居民，斩级计功”。一支纪律开始松懈的军队，一旦遇到真正的硬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为了解决军需，朝廷下令由山西平阳等府县协解米豆。据记载：“催逼严急，里老有自缢而死者，运夫有淹没河中者。人情汹汹，莫知所措。”。后方运粮的百姓都有上吊自杀的、有淹死在河里的。这场战争的后勤已经烂到了什么程度，可见一斑。
九月八日，官军推进到汝州。过于顺利的进军，反而让孙传庭产生了轻敌心理。他甚至向朝廷报捷说：“贼闻臣名皆溃。臣誓清楚豫，不以一贼遗君父忧。”但兵部尚书冯元飚却忧心如焚地顿首说：“贼故见羸以诱我师，兵法之所忌也。臣不能无忧。”冯元飚看出来了，孙传庭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。
【第五章：李养纯降明——孙传庭获得一手好牌】
就在孙传庭顺利推进的时候，上天又给他送来一份意外的大礼。
据《国榷》记载，在明军抵达汝州不久的“九月戊戌”，大顺军将领“伪四天王李养纯”向明军投降。这个李养纯在大顺军中地位不低，他掌握着李自成军队部署的大量情报。
李养纯向孙传庭供述：“诸贼老营在唐县，伪将吏屯宝丰，自成的精锐部队全都聚集在襄城。”
唐县在郏县西南约二百里，是大顺军的后方基地，李自成手下将领的家眷都放在唐县。宝丰在郏县西面不远，驻扎的是大顺的行政官员队伍。襄城在郏县南面，是李自成大本营所在，精锐部队主力集结于此。
这是一个巨大的情报优势。孙传庭立即做出部署：派兵攻打宝丰，摧毁大顺的行政系统；派兵奔袭唐县，屠杀大顺军将领家属；主力继续向郏县推进，寻找机会与李自成决战。
据《国榷》记载，攻克宝丰时，明军“擒伪州牧陈可新，斩数千级”。在唐县，对战果的描述是“杀戮殆尽，军中皆哭”。大顺军将士得知家属惨遭屠戮，全军一片哀嚎。
这正是孙传庭想要达到的效果——用血腥手段瓦解敌军斗志。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，这一手狠棋虽然在短期内打击了敌军士气，从长远看却断绝了双方妥协的可能性。从此以后，大顺军对明军就是不死不休的血战。
【第六章：郏县初战——谢君友阵亡】
带着宝丰、唐县的胜利，孙传庭继续进军。
九月中旬，孙传庭率主力逼近郏县。郏县由果毅将军谢君友率领一部分部队驻守。谢君友在大顺军中以作战勇猛著称，是李自成颇为倚重的将领。
明军与谢君友部在郏县外围爆发激战。《明史》记载，孙传庭“又转战到郏县，活捉了伪果毅将军谢君友，砍了贼军的坐旗”。
败讯传到襄城，大顺军内部出现了动摇，甚至有将领提出投降。据《明史·李自成传》记载，李自成当众说出了一番话：“不要怕！我杀害藩王，焚烧王陵，罪已经很大了，姑且决一死战吧。不能取胜的话，杀掉我去投降也不晚。”
李自成诱敌深入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，初战的小挫反而让官军更加深入，距离后方越来越远。
据《国榷》记载，此时李自成早已识破并清除了内应丘之陶。内应已失，孙传庭却不知情，仍在按原计划前进，战略上已彻底失败。
【第七章：雨一直下——天气改变了历史】
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，天气突然成了战场的最大变数。
这是郏县之战最关键的转折点，许多史书对此的记载侧重于人谋和勇略，但实际上真正决定胜负的可能是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。
我们来看史料。《明史·孙传庭传》记载：“官军当时都是露天宿营跟贼军相持，下了长时间的雨，道路泥泞，粮车不能过来。士卒饥饿不过……”《国榷》则补充了一个更触目惊心的细节，在断粮时，明军攻下郏县，“得骡羊二百余头，顷刻间分脔食尽，不足给”。两百多头牲口，十万人分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吃光了，根本不够。
军队已经开始哗变了。
连续下七天七夜的大雨，这在河南的秋季并不常见。但对于一支十万人的远征军队而言，七天的大雨是致命的。它让道路泥泞，粮车无法通行。粮道在物理上并没有被切断，陕西、山西方面仍然在往前线发粮，但粮车走不动，大批粮食堆积在后方运不上来。
此外，露宿雨中的士兵体能急剧下降。十万人不可能都住进民房，大部分士兵是露天宿营的。七天的大雨浇下来，饥寒交迫，疾病蔓延。一支冻饿交加的军队，战斗力还能剩多少？
而此时此刻，李自成在做什么？
李自成在等。他的大军驻扎在襄城一带，背靠根据地，粮草供应充足。他等的就是明军被饥饿和雨水彻底拖垮。这就是李自成的真正高明之处。他知道，孙传庭的十万大军不需要他用刀剑去杀。只要连续大雨让粮车到不了前线，老天爷自然会替他解决。
【第八章：决战——血腥的阵列与溃败】
孙传庭终于撑不住了。郏县已经无粮可食，前线士兵开始出现饿死的情况。他做出决定：向北撤退，经汝州、洛阳退回潼关。
据记载，孙传庭“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，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兵分路撤退，企图打通粮道”。《国榷》对此的记载是，明军内部因为分工问题爆发了巨大矛盾，河南兵一看：你们陕西兵回去就粮，让我们留下来断后当替死鬼？于是拒绝服从命令，纷纷跟着陕西兵后面乱跑。“永福虽斩之，不能止。”杀人都拦不住溃兵，说明军心已经彻底散了。
孙传庭部署的阻击部队一逃，义军即乘势发起总攻。官军部伍大乱，遂全线崩溃。
孙传庭知道自己跑不掉了。就在郏县以北、汝州以南的通道上，他被迫停止撤退，回头迎战追兵。
《明史》记载了义军的阵型：“贼兵的战阵分为五层：饥民在外，其次是步兵，再其次是骑兵，再其次是勇猛的骑兵。老营的家口在最里边。”
这个阵型设计极其巧妙。最外层是饥民，消耗官军体力。第二层步兵拖延。第三层骑兵冲击。第四层精锐骑兵殊死拼斗——他们怀着唐县家眷被屠的血海深仇，退无可退。最里面是老营家口，是整支军队死战不退的根本原因。
在回身交战中，官军此时虽已混乱，但仍有相当的战斗力，连破饥民、步兵、骑兵三层拦截。
但“贼寇的骁骑殊死拼斗，官军的战阵稍一移动”，也就是第四层精锐骑兵拼死反击，官军队形开始动摇。
然后，灾难降临了。因为战局出现不利于官军的迹象，白广恩部士兵心理崩溃，大喊：“官军败了！”就扔掉车辆缰绳逃跑，结果车辆倾倒堵塞了道路，战马被车辕挂住无法前进。
大顺军的铁骑直接从翻倒的战车上腾越而过。
义军步兵——注意，不是刀枪，是大棒。一棒下去，脑袋和头盔一起碎裂。
为什么用大棒而不是刀枪？因为官军已经溃散，不需要技巧性的格斗，只需要大规模杀伤逃跑中的敌人。大棒制作简单、杀伤力大、不需要训练，是最适合追击的武器。
【四百里追杀】
《明史》给出了这场战役的最后统计：“一天一夜的时间里，官军狂奔了四百里，到达孟津，死掉了四万多人，丢掉兵器、辎重几十万件。”
孙传庭和总兵高杰——“收集散亡士卒数千骑北渡黄河，经山西垣曲县绕到潼关”。注意——他们不是从潼关直接回去的，而是绕道山西。因为担心正面逃跑路线已经被义军封死。
总兵白广恩——也“领着残兵败卒奔往潼关”。
【战后分析与明军内部的裂痕】
《明史·高杰传》揭示了一个被大多数史书忽略的细节。在宝丰之战后，孙传庭向将领们问策，高杰请求出战，白广恩认为不行。孙传庭批评白广恩胆怯，白广恩直接“率领部下逃离驻地”。后来官军出兵迎战陷在埋伏中，高杰看到支撑不住，也率部撤退。白广恩去了汝州，“坐视他们战败不加援救”。
这种将帅离心、互不救援的局面，在郏县之战中一再上演。陈永福部拒绝断后，河南兵跟着陕西兵乱跑；白广恩部率先喊出“我军败了”引发全线崩溃。这些问题不是战场上临时产生的，而是明军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裂痕。在困难时刻，这些裂痕被瞬间放大，最终把孙传庭和整个陕西兵团送进了坟墓。
【尾声：明朝的末日钟声】
郏县之战，几万秦兵灰飞烟灭。孙传庭狼狈逃回潼关，身边只剩几千残兵。
崇祯帝接到败讯后恼羞成怒，把责任全部推到孙传庭身上——削去督师尚书衔，戴罪收拾余兵守关。据记载，当时退据潼关的官军残部虽尚有兵员四万，已是“惊弓之鸟，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了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