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我们来还原明末农民战争中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攻城战——李自成夺取洛阳。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正月，李自成率军自豫西山区而下，直扑洛阳。这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以来，起义军第一次主动进攻明朝大藩所在的重镇。守城的，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——福王朱常洵。
在正式进入攻城过程之前，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：李自成为什么敢在这个时间点打洛阳？
三个前提条件
第一，中原兵力空虚。
此时明军主力在哪里？左良玉在湖广，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尚未出关，河南巡抚李仙风正带着主力在黄河以北镇压小股武装。洛阳城内只有总兵王绍禹的不足五千守军，而且长期缺粮缺饷。
最近的明军援兵——开封镇将陈永福部，距离洛阳约400里。按明军正常行军速度，急行军也需要3天。李自成通过侦察和降将提供的情报，判断这个时间窗口足够他动手。
第二，饥民百万，兵源不愁。
崇祯十三年河南大旱。《明史》记载：“北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浙江、三吴皆饥。自淮而北至畿南，树皮食尽，发瘗以食”——挖坟墓里腐烂的尸体来吃。洛阳地区粮价暴涨至5000钱一斗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李自成提出“随闯王，不纳粮，有田种”的口号，饥民“从贼者如归市”。他从湖广房县出发时兵力不足一千人，进入河南后与本地起义军一斗谷、瓦罐子等部联合，短短数月就扩充至数万人。
第三，成功扫清外围，洛阳已成孤城。
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开始，义军对洛阳外围发起连续扫荡。我们按时间线梳理一下：
– 十二月，攻克鲁山、郏县、伊阳，斩杀明官，释放狱囚。
– 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攻克宜阳，处死知县唐启泰。义军明确“不杀平民，唯杀官”。
– 十二月下旬，攻克永宁，抓获明万安王朱采轻及豪绅百余人，在县西关全部处决。
– 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，攻克卢氏。
– 接着攻克偃师，处死知县徐日泰。
– 崇祯十四年正月前，又出击灵宝、新安、宝丰，三城望风而降。
三个月内，连破豫西九县。洛阳外围全部被扫清，彻底孤立。
此时洛阳守军就四五千，而周边明军要么距离尚远，要么坐视不救。正在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曾向福王发出急信，警告形势凶险，并请求打开王府金库以饷军。福王拒绝了。
在讲攻城过程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理解一个事实：洛阳不是一座容易攻破的城市。
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，明威将军陆龄在这里修筑了砖城。城墙高4丈——约13米。
城外开挖城壕，深5丈——约16米，宽3丈——约9.6米。
开四门：东建春门、西丽景门、南长夏门、北安喜门。城楼上建阙楼，外筑月城也就是瓮城。城墙上设有39座敌台，用于交叉火力射击。
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为应对农民起义威胁，又在城壕边筑了一道拦马土墙，高一丈，并引瀍水入壕。到崇祯末年，也就是这次攻城前不久，又在城外筑了一道墙，高1.3丈、宽1丈，周长33里，约18.28公里。
对比一下：明末开封城周长14.4公里，西安城13.74公里。洛阳的城防规模比开封和西安都大，仅次于南京。福王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，所以才拿到了这片最好的封地。
所以李自成不是在攻一个普通城市，是在啃一座中原要塞。
接着看看双方兵力与阵地部署
守城方，总兵力4000到5000人：
– 福王朱常洵：名义总指挥。
– 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：督战。
– 总兵王绍禹：实际军事主官。
– 兵力分布：北门王绍禹部主力约1500人，这是明军最精锐的部分；东门约800人；西门约700人；南门约500人；福王府私兵500人守卫，吕维祺与福王坐镇府中。城墙上的其他垛口由临时募集的乡勇和民夫把守。
进攻方，李自成部：
– 李自成总指挥，刘宗敏任攻城总指挥。
– 主攻方向选定北门和西门外的丘陵地带。李自成在城西北的邙山制高点设指挥所，这个位置可以俯瞰整个战场。
– 刘宗敏亲率约5000精锐主攻北门。
– 佯攻部队用小股兵力在东、南城外骚扰，制造假象。
– 预备队约2万人布防在城外五里处。
– 火炮阵地设于北门外，火炮全部来自攻占永宁、宜阳时缴获的明军库存。
攻城开始前，李自成派人张贴公告，宣布只杀贪官、不伤百姓，并喊话城中守军：“王府金银如山，你们为何替他卖命？”城头守军开始动摇。
攻城过程。
正月十九日，辰时，炮火准备。
义军在北门外架起十余门火炮，开始轰击北门城楼。炮击持续了半个多时辰，东、西、南三座城门楼被炸毁，多处城垛被击碎，城内靠近城墙的民房也有损毁。
但城墙主体并没有塌陷。砖石结构，不是十几门中小口径火炮能轻易轰开的。守军利用城垛掩护，以火枪、弓弩还击，双方互有伤亡。
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点：明军守城火器的配置。以当时明军地方驻防的标准库存为例，包括佛郎机5杆、三眼铳120杆、虎尾铳20杆、拐子铳186杆、手铳100杆。其中三眼铳是三根枪管呈品字形排列，可连发三弹，射完后可以直接当铁锤肉搏。每管用火药3钱、铅子3钱。但火器的致命弱点是射速慢——填药、装弹、点火、射击、清理、再填药这一整套流程，在城头乱战中极易中断，远不如弓弩连续射击的效率高。
守城武器中还有几种非常残酷的装备。比如狼牙拍：榆木制成，长5尺、宽4尺5寸、厚3寸，上钉数百枚长5寸、重6两的狼牙铁钉，四角吊在城上滑车，敌人攀城时砸下去，当场血肉模糊。还有夜叉擂：带铁刺的滚木，从城头推下杀伤密集人群。以及金汁——煮沸的粪便，浇在身上不仅烫伤还会引发严重感染。
但在洛阳这一战中，由于守军人少、士气低落，这些武器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。
义军的炮击减弱后，步兵抬着云梯，分多路冲向城墙。士兵密集地向北城墙脚下运动。守军用滚木、礌石、热油还击。义军死伤不少，第一波进攻被击退。
十九日夜至二十日的心理战：
李自成意识到：守军的抵抗意志仍然存在。如果单纯依靠强攻，伤亡会非常大。他决定双管齐下：一面继续施压，一面加紧策反城内守军。
义军保持不间断的骚扰进攻。夜间，城外点燃大量篝火，擂鼓呐喊，制造即将发动大规模攻城的假象。守军整夜无法休息，疲惫不堪。
同时，义军暗中派人将劝降信射入城中，并派奸细混入城内，联络对福王不满的士兵。
吕维祺在城头巡视，见士卒饥疲，再次向福王申请发银买粮。福王再次拒绝。士兵中开始流传一句话：“王府金钱百万，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？”这句话很快传遍全城。明军士气持续下降，降至崩溃临界线。
决定性的一夜。
时间来到正月二十日夜晚。北门城头出现异动。
总兵王绍禹麾下一队士兵——大约200人——突然在城头发难。他们砍倒不愿反叛的军官，控制住北门城门，并逮捕了前来巡查的兵备副使王胤昌。
史书记载只有短短几十个字：“夜半，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，寻作乱，䌸荫昌。绍禹驰谕之，不听，挥刀杀守堞者，烧城楼，开北门纳贼。”
城外的刘宗敏率领精锐骑兵疾驰冲入城内。
为什么这些守军会反？根本原因是缺饷。明末卫所制度已经彻底崩溃——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，理论上“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”，军户世袭、战时出征、闲时屯田。但到明末，土地被军官侵占，军户逃亡严重，边军欠饷36个月的记载都不罕见。洛阳守军名义上有编制，实际上领不到饷、吃不上饭。一边是福王府“金银如山”，一边是自己饿着肚子守城，这种反差足以压垮任何忠诚。
义军入城后分兵两路：一路直扑福王府，另一路扫荡各城门守军。其他城门的守军得知北门失守，无心恋战，纷纷投降或弃械逃散。城墙全线被义军控制。
福王朱常洵与世子朱由崧从王府后门逃出，躲入城东的迎恩寺。吕维祺被堵在府中，随即被俘。
义军搜出福王后，将其处斩。朱由崧则成功逃走。
李自成入城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抢掠，而是打开福王府的粮仓和金库，将粮食、金银赈济饥民。他同时下令：不得骚扰百姓，只杀贪官和豪绅。处决明朝官吏及大地主近400人。之后任命原洛阳书办邵时昌为副将，募兵守城，授官生员张旋吉、梅鼎盛等。
李自成很清楚自己的实力。刘宗敏曾坦承：义军精兵不过五千，辅军不过四万。精兵是久经战阵的老营核心战力，辅军则是新附的各路义军及饥民，装备简陋。面对左良玉、傅宗龙、李仙风、陈永福数路明军的潜在合围，他不能在洛阳坐以待毙。因此攻占洛阳仅十余日后，二月初即移师攻打开封。
大家肯定会有疑问？洛阳被围期间，明军援兵在哪里？
朝廷指定的主要援兵是河南巡抚李仙风部。攻城期间，李仙风正率领主力在黄河北岸的怀庆一带“剿贼”，接到洛阳告急后才率兵南渡黄河。但李仙风行军迟缓，沿途又遭遇义军小股部队的骚扰阻击，从正月十九日到二十日城破，始终未能抵达洛阳。直到城破之后才率军赶到，但为时已晚。崇祯帝震怒，以“福王陷贼”的罪名下诏将李仙风逮捕下狱。
另一支潜在的援兵：开封镇将陈永福部，距洛阳约400里，未接到明确的驰援命令，只能固守本地，未敢轻动。
在李自成攻打洛阳之前，七里河还有一支小股明军被围，总兵王绍禹按兵不动拒绝救援。副将刘见义、罗泰天天恳求出兵，王绍禹找各种理由搪塞。两人忍无可忍，自行出兵救援，结果被义军包围后投降。这两名明将的投降，以及他们向义军提供的城防情报，对后续攻城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一句话总结：洛阳从开始攻城到陷落，没有获得任何有效援救。
二月，河南巡抚李仙风趁义军主力离开，反攻洛阳，邵时昌战死，城失。虽然洛阳得而复失，但此战极大地提高了李自成的威望。拿下福王、开仓放粮、杀一儆百——这一战的政治效果远大于军事战果。“闯王”名号从此响彻中原，各路豪杰纷纷来投。它向天下宣告：连最受宠的福王都保不住自己的性命和财富，明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经开始动摇。
最后留一个历史疑点。
民间野史广泛流传：李自成将福王处死后，将其尸体与鹿肉同炖，名为“福禄宴”。这个说法非常具有冲击力，但真实度如何？
1924年，福王圹志出土。墓志记载福王“挺身抗节，指贼大骂，遂死难焉”，完全没有提到被吃的事。《明史》的记载是“汋王血，杂鹿醢尝之”——取福王的血，混在鹿肉酱里尝了尝。这更像是一种政治羞辱的象征性行为，而非实际的大规模烹食。所以“福禄宴”很可能是后人在野史中添油加醋的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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